书乐清谈
中国农历草论
历法是为了配合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根据天象而制定的计时方法。它可以分为三种，依据月球运行所制定的历法称为阴历（太阴历）；根据太阳在不同季节的位置变化所制定的历法称为阳历（太阳历）。而同时观测日、月所制定的历法叫做阴阳合历。
比较为大众所熟知的阳历系统，应该就是格里高利历，也就是公历。伊斯兰历是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历法，它就是一部阴历。而中国农历，也就是所谓的“阴历”，其实是较为复杂的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既要观测太阳，又要观测月亮，而且由于太阳、月亮变化周期存在差异，所以就需要用到置闰法来协调两种历法。
回望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历法。因为我国是农业大国，时间、历法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天文观测自然也就成了古代的一项重要活动。我国古代制定出了上百部历法，而且古代的“历法编制项目组”还承担了计算日月位置、日月食发生时间与程度、行星位置等工作。
纵观历史，如此成熟的系统，其发展步伐自然也是有迹可循的。
依据植物的生长，动物的行踪情况来判断季节，也就是物候授时。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最早期都会经历物候授时的过程，这是早期农业生产的必修课。直至现在，这远古的历法依然存在。所谓一年分四个季节，一个季节分三个月，一个月又占有两个节气，一个节气则分为三个候，也就是七十二候，一候差不多有五天。
物候历虽然和太阳运动有关系，但由于这个方法误差太大，人们便开始寻找其他方法。稍晚一些出现的观象授时，就是以星象来确定季节。比如“四仲中星”。
《尚书•尧典》记载，远古的人们将太阳从正东升起，且黄昏时鸟星（长蛇座α星）位于南方子午线的那一天，视为仲春；而太阳在正午时升到一年中的最高点，且黄昏时大火星（天蝎座α星）位于南方子午线的那一天，视为仲夏；日落时太阳处于正西，且黄昏时虚星（宝瓶座β星）位于南方子午线的那一天，视为仲秋；正午时太阳处于一年中同时辰的最低点，且黄昏时昴星（昴星团）位于南方子午线的那一天，视为仲冬。
其实，依据典籍中的描述，不难发现这所谓的“四仲”，就是后来的“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及其所在的月份。
《夏小正》，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记载了夏代的历法，被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文句简奥不下于甲骨文，很多都是二字、三字、四字为一整句。现在的《夏小正》，正文与后来的注释的传文混合在一起，难以分辨。现在的刘尧汉和陈久金两位学者经过研究，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现存的《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
《夏小正》中，也有其他观象授时方法相关的记载，比如依据北斗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月份。
《诗经》中也有与物候授时、观象授时相关的内容。《豳风•七月》就是对于物侯学最早的记载。这首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七月流火”了。有很多人会认为这一句描写的是一个炎热的节气。实则不然，这一句的意思是：农历七月时，大火星向西方垂落，这个时候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
论及大火星，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概念：大辰。“辰”这个字的意思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就是指一些可以帮助制定历法的星星。《公羊传•昭公十七年》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大火就是天蝎座α星，北辰则指北斗七星。至于伐星，则指参宿，在国际天文学中属于猎户座。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参宿以及传说中根据参宿制定历法的实沈成了晋地的守护神。
四仲中星不断发展，就成了二十四节气，汉武帝时期被纳入了《太初历》。二十四节气，其实就是根据太阳运行来划分的。这里不能不提的就是圭表侧影。圭表是两个器械，竖立起来的叫圭，平放在地上的是表。他们的作用是在正午的时候测量圭的影子长度。因为地球公转导致太阳光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的，所以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角度不同，影长也就不同。另外，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实际上也是对地球公转轨道的均分。当地球运行到某个节点时，圭表测出了相应的数据，也就意味着迎来了相应的节气。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那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对于很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天文学自然也在其中。中国古代就存在过这样一种历法：将一年分成五个季节与五行相配，一个季节七十二天，这七十二天又分成上下两部分，与阴阳相配。《管子》中就有其相关记载，《管子•幼官》中还将一年分成了三十个节气与五个季节相配。这个历法系统应该划入太阳历的范畴，而且一年也只有360天。
从地球上看，太阳是在不断运动的。在冬季的某天中午，太阳会到达每天同时段的最低点，这个点就被称为冬至点，这一天就是冬至。当太阳第二次通过冬至点后，两次经过冬至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回归年。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天文学家就掌握了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回归年数值，但如何取得的这个数值却没有明文记载。
至于对月亮的观测，首先就是朔望月。想来朔日和望日的概念应该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朔日之时，月亮隐而不见；望日之时，月亮圆满无缺。其原理就是地、月、日的位置关系，这也是月相变化的原理。朔望之时，日、地、月三点共线，不同之处在于朔日之时，月亮在地球与太阳中间，无法向地球反射太阳光；望日之时，则与太阳隔着地球相对，可以将正面受到的太阳光全部反射到地球上。连续两次朔或两次望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一个朔望月。
为了统一回归年和朔望月两大系统，古人开始使用置闰的方法。所谓置闰，其实就是因历法的精度问题，一段时间后历法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这时就要设立闰日或闰月，使之重回正轨。以西方格里高利历（公历）为例，它采用的就是四年一闰，因为每四年就会多出将近一天的时间（格里高利历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日），所以格里高利历会在第四年多加一天（2月29日），这一年就被称为闰年，其他年份称平年。
不同于格里高利历的置闰周期为四年一闰，中国前前后后有过多种置闰法，西汉中期以前闰月被安排在年末。西汉《太初历》开始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东汉《四分历》有置闰周期，是19年七闰，即每19个年中有七个闰年，北汉之后则采用600年221闰。唐代李淳风的《麟德历》起，废除了置闰周期，只留下了无中气置闰法。正常来讲，每个农历月份都会占据两个节气，一个月中第一个节气称为节，第二个节气称为中气。拿今年为例，乙巳蛇年的立秋所在的那一个月只有立秋一个节气，下一个节气排到了七月初一。又因为前一个月是六月，所以这个月被称为闰六月。阳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与阴历系统的朔望月配合使用，正是中国阴阳合历的一大特点。
讲完阴阳合历，接下来是年月日的开始。
一年的开始，被称为岁首。在秦汉以后，岁首被统一放在立春逢朔之日，即立春与朔日重合的时候。当然，现在岁首被固定在正月初一，不再随立春变动。公历则是冬至以后第十天左右。
从唐代李淳风之后采用的是用定朔来安排大小月，就是以两个朔日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一个月，第一个朔日就是该月的初一，第二个朔日就是下一个月的初一。由于朔望月的时长并非整数，也就导致了农历月有的是29日，有的是30日。岁首所在的那一月就是正月，其实一年的第一天也被称为元旦。不过后来这个名称挪用给了公历的1月1日了。
至于一日之始，古代有日出、日落、正午、子夜等时刻都曾作为过一日之始。人们在白天的连续工作中，需要跨过两天，这显然对生产生活极不方便，所以正午最先被否定。日出日落受季节影响有早有晚，所以在两千多年前被废止。唯有子夜成了最合适的那个，子夜就是十二时辰中的子时，子时又分为子初和子正，子正就是中国历法中一日的开始。这恰好与公历以午夜零点为一日之始不谋而合。
既然说到了纪时法，那自然要讲讲。十二时辰制作为一个文学常识，想来大多数人都比较了解其与二十四小时的对应关系。不过，十二时辰制产生于西汉太初改历以后。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纪时法需要改进，需要分的更细。
第一种方法是将每个时辰再一分为二，在十二时辰名中间插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个天干和艮、巽、乾、坤四个卦名，合计二十四个小时。不过由于不方便记忆，唐代的天文学家重新将十二时辰分为初和正两部分。前面提到的子初、子正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古代的二十四小时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当然，纪时制还不止这些。西汉以前就曾用过十六时制，分别是鸡鸣、晨时、平旦、日出等等。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导致后面的学者并不清楚有这么个制度。例如，对《资治通鉴》和《黄帝内经》的时称名均有人作注，认为这些时称都是十二时制的异名。但是《淮南子•天文训》连续记载有15个时称，《黄帝内经》也有14个不同的时称。这些文献表明，西汉之前有一个独立的纪时体系。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有很多秘密并没有解开。
不论是十六时制还是十二时制，都是依据太阳视运动来判断的，对于百姓来说不容易判断，所以太初改历后出现了漏刻纪时法。就是将一昼夜分为100刻，由昼夜时长情况来确定一昼一夜各占多少刻。拿二分二至为例，春分、秋分是昼夜平分100刻，夏至则是白天65刻，夜晚35刻；冬至则是白天45刻，夜晚55刻。该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将漏壶装满水，在水面上漂着一根带刻度的箭，箭的正中央作有标记，将上下一分为二，读数时，从壶口读数。报数时称昼漏上水多少刻、昼漏下水多少刻、夜漏上水多少刻、夜漏未尽多少刻。十二时辰、二十四时与一百刻配合使用时，就把一个小时等分成了四又六分之一刻，这六分之一刻就被称为小刻。
之后再来讲讲更点制度。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晚上报时用的。不过，更点制度其实独立于上述四个纪时法。古人将晚上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五更始于黄昏，终于日出。但是由于日升日落的时间随季节变化，所以更点的长度也会随季节变化。所以有的书上说一更等于两小时的说法并不准确。
而在纪月法中，有一种方法并不常见，但却特殊，因为它是基于木星运行周期而演变过来的。木星运行一周需要11.86年。古人认为是十二年，所以古人把天赤道分为十二等份，即十二次（十二星次）。而太阳的视运动周期与地球公转周期相同，即一年或十二个月，看起来就是太阳每一个月会经过一个次。所以十二次就和十二月一一对应上了。此外，由于木星适运动周期接近十二年，所以古人曾以木星纪年，也就是很多书籍中提到的一纪等于十二年，因此木星在古代也被称为岁星。说回十二次，关于他们的命名方式，其实有两种。第一种是以地支命名；另一种则是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据天地分野的对应关系来命名。例如大梁星次的命名来自于魏国的都城大梁。当然，这两种命名方式都是以当时的冬至点所在的区域为起始，即丑/星纪。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套纪月法中是以冬至所在的月份为起始的。
既然讲到了地支，那就不能不说干支了。干支起源于何时？目前还难以做出明确的回答。不过，根据大量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可以断定早在殷商时代就已普遍使用干支纪日了。当然，并没有典籍说明干支最初就是用来纪日的。依据《史记•律书》和《说文解字》等书对于天干的解释不难发现，天干就是一年中十个时节的物候。例如，甲指植物破甲之时，乙指屈曲生长之时等等。又根据《释名》和《史记•律书》、《说文解字》等书对地支的解释，可见地支也清楚地表明一年中植物生长过程的十二个时节。例如子为万物孳生之时，丑为扭屈萌发之时。就是说天干其实可以表明一套阳历系统，而地支则可以表明一套阴历系统。
天干地支在纪年、纪月、纪日中都有应用。干支纪日法与纪年法排列方式相同，都是两两顺次相配，每六十次一轮回，即一个甲子。而纪月法却有所不同，前面讲过十二地支与十二月一一对应，所以只需加上天干就行。地支上，冬至所在的月份为子月，也就导致次年的正月为寅月。而天干的分配上要考虑当年的天干情况。比如当年的天干是甲或己时，当年正月的天干就是丙，往后的月份就依次排列。
在制定立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岁差。
战国时的天文学家测得冬至点在牛宿左右。而西汉末年，刘歆编制《三统历》时重测冬至点，发现其在建星（斗宿牛宿间的一个星座）左右。东汉元和改历时，贾逵的观测结果与刘歆相合，但他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结果为何与前人不同。
公元330年，虞喜测得，冬至时的昏中星是壁宿。《尚书•尧典》记载“尧时冬至日短星昴”，即尧帝时期冬至白天时间短暂，昏中星是昴星。也就是说，从帝尧到东晋，冬至昏中星已从昴宿经过胃宿、娄宿、奎宿退行至壁宿。这使得中国人区分了恒星年（地球公转周期）与太阳年（太阳两次经过冬至点所需的时间间隔）。而太阳年（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现象就叫做岁差。
祖冲之在编定《大明历》时，首次将岁差应用到历法计算之中。但这一重要革新却遭到当时的权贵戴法兴反对。戴法兴坚持没有岁差，还给祖冲之扣上了“诬天背经”的罪名。
此后，南北朝直至唐初的天文学家均不敢轻易议论岁差。即使是唐初的李淳风也反对岁差的存在。他不但著文批评岁差的观念，他所写的《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等都没提及岁差这一重要发现。直到唐朝中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才正式对岁差加以肯定，推广应用，并改进了岁差值。
岁差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北极星并不是指处在北天极。而是亮度足够，且离北天极最近的星星。北天极因为岁差的原因不断移动，所以中国历史上曾使用过多个极星，如右杻星、天帝星、天枢星等等。我们现在使用的北极星是勾陈一。北宋的沈括曾主持过对北极星的仔细观测，这次的观测结果与公元六世纪时祖暅的观测结果存在差异。可以说明北天极在移动。
但沈括并没有将这一发现与岁差相联系，只当是祖暅观测不精密。这件事也说明，科学发明创造虽然存在某种偶然性，但与科学家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不无关系。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为了完成皇家的使命，占星制历便更偏于观测和应用，缺少理论的指导和研究。科学的岁差观念，要到明朝才开始建立。
至于岁差的产生原因，它其实和陀螺类似。由于地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所以它在自转的过程中，地球的自转轴会像陀螺那样在空间中进行旋转摆动（周期约为25800年）。从地球上看，就是天极在运动。天极的运动很复杂，他的运动一般分解为两种运动：日、月岁差和章动。其中，日、月岁差的表现就是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和冬至点的位置变动。
像这种理论和现实对不上的情况，其实还有。先前讲过木星的运动周期是11.86年，古人由此制定了十二星次。但11.86终究不是12，因此每运行一周都会存在一个小误差。当累积的时间足够多时，就会发现木星的位置比理论快了一个星次，这就属于超辰现象。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西汉的刘歆在编修《三统历》时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而现在我们知道，木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尽管刘歆的数值并不准确，但却是第一次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宝贵尝试。同样也是天文学脱离神学的一步。
当然，超辰现象并不只发生在木星身上，土星也有。古人为了方便观测并记录月球的位置，设立了二十八宿。至于为什么是二十八？因为恒星月（月球公转周期）为27.32日，取其整数就是27或28日。古代印度有与中国的星宿类似的概念（纳沙特拉，意为“月站”，即月亮每晚休息或停留的地方，与星宿含义大致相同），不过尽管两大文明都曾使用过二十七或二十八的体系（古印度历史上出现过二十八月站，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二十七星宿）。但古印度常用的是二十七月站，中国常用的是二十八星宿。
诶，讲土星的超辰现象，怎么又蹦到了星宿上？因为土星的运动周期为29.46年，但古人认为土星只需28年就可转一圈，数字上与二十八星宿吻合，即一年“坐镇”一宿。故其古名“镇星”。因为周期并不吻合，所以自然也会存在超辰的现象。
总的来看，西汉以前天文历法逐渐产生。西汉《太初历》到唐代《符天历》，历法中添增添了节气、朔望、置闰、日月交食和计时等内容。历法体系愈发完善，不断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天文历法已然达到鼎盛。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颁行历法最多的一段时期。在众多历法中，元代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性能最优，连续使用了三百六十余年，达到了中国历法的巅峰。《授时历》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与现代理论相差无几，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宋元时期的天文成就与当时的政权稳定和经济繁荣不无关系。
但进入明清以后，天文历法就开始了停滞不前。元代的《授时历》在明代又继续使用了二百七十多年，直到清初采纳了欧洲传教士的《西洋新法历书》为止。中国天文学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经济、政策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首先，元代的天文仪器已能达到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增加凸凹镜片，但望远镜的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更注重立法的实用性，而非天文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
当然，中国和欧洲古代行政制度对于天文学发展，存在异同，各有利弊。
中国古代长达2000年的对于天象的不间断记录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中国的历法不仅仅是日期，还包括日月位置，日月食发生时间及行星位置等，这就相当于是一部天文历了。在使用的历法种类上，中国农历属于阴阳历，二十四节气系统，也是世界上独有的。欧洲的历法，则是太阳历。
在宇宙观上，中国古代认为天是单层球结构，比如盖天说；而欧洲中世纪以前则认为天是多层次的水晶球结构，比如地心说。
中国古代天文学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天文机构都由朝廷直接管辖。天文学家的研究经费，工作条件和仪器设备都有充分的保证，有利于天文学的发展。但是，朝廷也严禁民间私自研学天文，这又不利于天文学的普及提高。而欧洲古代的天文学家不受约束自由辩论，但是大部分天文学家常常缺乏经费支持。
以上便是我对中国农历的全部见解。
2025-03-12
浏览18
登录后评论
评论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