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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认识这个好朋友
有个女士对我说，当她丈夫过世之后，以前总在一起玩的一对夫妻，丧礼完，就再也没去看她。有时候，她甚至觉得那对老朋友在避着她，即使到她邻居家，也不顺路过去探望一下。她很气，认为“人在人情在”，丈夫死了，朋友就不认她了。过了几年，那家的丈夫也死了。居然没隔几天，那女人就去看她：“你知道你丈夫死了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来吗？”那女人拉着她的手，“我们其实好想来。但是我丈夫说，你丈夫生前向他借过钱，恐怕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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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地狱与天堂
梁启超在他的家书里写得好——“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几次天堂和几次地狱。”可不是吗？何必等死后去天堂和地狱？如果真有天堂与地狱，我们应该说：“在活着的时候，心里常有天堂的人，死后也可能上天堂；在有生之年总是心里有鬼的人，死后也可能下地狱。”我们其实在今生就不断在心里挣扎。住在地狱，想着天堂；又住在天堂，想着地狱；更进一步则是——自己住在天堂，却把别人推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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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简单的逻辑学》矛盾律
矛盾律表述：在同一时刻，某个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解释这个原理可以被看作是同一律的延伸，如果X是X（同一律），那么在同一时刻，它就不能是非X（矛盾律）。定语“在同一方面”指的是存在方式。同一时刻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方面既是又不是是不矛盾的。例如，你可以在同一时刻人在纽约，心在3 000千米以外的旧金山。但是你不能同时身在纽约和旧金山，这就是同一方面。针对同一个事物，如果出现两个完全相反的命题，则它们是矛盾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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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写道：压抑的情感不会消失，它们会被活埋，但会在以后以更丑陋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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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人，不要让他人介入你的心
摘自《我的外婆，从不内耗》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在离世前说：“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作为老师，要学习像太阳一样，只是发出光和热。每个人对阳光的反应不同，有人觉得刺眼，有人觉得温暖。种子破土发芽前没有任何迹象，那是因为还没到时间。永远相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拯救者。”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贫困问题研究学者，他们在书中指出：穷人对超出认知的东西充满执拗和偏见，习惯于按直觉和情绪去理解事物。很多人也许经济上不贫困了，但思维依然没有跟上发展，这种穷人的认知方式严重限制人的发展。不要用他人的无知惩罚自己，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是要靠自己修行的，不要过多地去介入他人的因果，承担他人应承担的责任，因为那样其实也剥夺了对方成长的机会，降低了对方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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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可能是极大的陷阱
摘自《我的外婆从不内涵》读书时，我曾天真地认为，安贫乐道过一生也不错。当我将这个想法跟外婆分享时，遭到了外婆的严厉批评，她所说的大意是：年轻人是没资格安贫乐道的，人在最有精力和条件时要尽力向前冲，多学本领、多赚钱、多积累。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坎，钱可以帮你过滤掉很多苦，有钱钱替你吃苦，没钱就要用身体、用命去扛。扛多了，就会忘记自己是珍贵的，轻视自己的人容易对自己不负责。不好好经营自己，会给别人廉价的印象，别人也会轻视你，引发无穷困扰。而且，人活着是背负责任的，该拼的时候如果不拼，就无法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到中年时负担更重，那时再拼，效率也比不上年轻人了，免不了后悔。很多人的一辈子就这样在懊恼中蹉跎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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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說：「諺日『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再怎麼辛苦種地，不如碰上風調兩順之年；再怎麼會做官，不如碰上知人善任的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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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信仰
不可知论者认为基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也不否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无神论者比不可知论者更进一步，他们坚信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不可知论者和一个无神论者碰上一丛燃烧的灌木在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不可知论者会开始寻找隐藏的录音机，而无神论者只会耸耸肩继续吃棉花糖。两个爱尔兰人在酒吧里喝酒，突然，他们看到吧台尽头有个秃头在独饮。帕特：我说，那边那个人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吗？肖恩：不会的，怎么可能？丘吉尔才不会在这种地方喝酒。帕特：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我敢说那个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我跟你赌10英镑。肖恩：行啊，你去问！于是帕特走到吧台尽头对那个秃头说：“你是温斯顿·丘吉尔，对吧？”秃头对他吼道：“从我面前滚开，你这白痴！”帕特回来和肖恩说：“我觉得这下咱们永远没法知道他是不是丘吉尔了，对吧？”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思考方式。无神论者就另当别论了。很久以前哲学家们就达成了共识，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互相争论是不会产生实质结果的。这是因为他们解释所有事情的方式都不同。要想进行讨论，双方就必须有一些共通之处，这样的话其中一方就能说：“啊哈！如果你承认甲，那你也必须承认乙！”然而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从未找到双方都认同的甲。所以根本没法讨论，因为所有事情，每一方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么说有点抽象，不过下面这则故事会更加贴近生活—事实上，它就发生在邻里之间。一位矮小的老妇人是个基督徒，每天早上都会走到自家门前的走廊上高呼：“赞美耶和华！”而每天早上住在隔壁的无神论者会对她喊：“上帝不存在！”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周。一听到老妇人高呼：“赞美耶和华！”邻居就回敬道：“上帝不存在！”日子一天天过去，老妇人遇到了经济困难，没钱买东西吃。她走到前廊祈求上帝赐予自己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然后说：“赞美耶和华！”第二天早上她走到前廊，发现那里放着自己昨天祈求的食物和日用品。理所当然地，她高呼：“赞美耶和华！”无神论者从树丛后面跳出来，说：“哈！这些东西是我买的。上帝不存在！”女士面带微笑地看着他，高呼道：“赞美耶和华！您不仅把食物和日用品赐予了我，还让撒旦付了钱！”基于对宗教信仰的观察，山姆·哈里斯在他2005年的畅销书《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中提出了一种说法，这一说法很有成为单口喜剧的潜力：“如果告诉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妻子出轨了，或者冻酸奶能让人隐身，他很可能会和其他人一样要求你拿出证据，然后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多少决定自己是否相信。但你要是告诉他放在床头的那本书是由一位不可见的神写的，要是他不对书中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位神就会用永恒之火惩罚他，对于这个说法，他似乎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相信。”哈里斯没有提到当一个无神论者的坏处—你在高潮时会不知道该喊谁的名字。17世纪，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认为，决定是否相信上帝从本质上说就是赌博。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上帝存在，到最后发现上帝不存在，那算不得什么大事。嗯，也许我们会没法尽兴地享受七宗罪带来的乐趣，不过对于另一种选择来说，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我们赌上帝不存在，到了最后发现上帝存在，那我们就亏大了，我们将丧失去天堂永远享福的机会。因此，帕斯卡认为，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一项更好的策略。在学术界，这项策略得名“帕斯卡赌局”。而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就是两面下注。受帕斯卡《沉思录》的启发，一位矮小的老妇人背着一个装有10万美元现金的背包去银行开户。出于谨慎，银行职员问她钱是从哪儿来的。老妇人说：“赌博赢的，我赌博特别厉害。”银行职员好奇地问：“你都赌些什么？”老妇人说：“嗨，花样多了去了。举个例子，我现在就拿2.5万美元来赌你明天中午之前会在右半边屁股上文一只蝴蝶。”银行职员说：“这个嘛，尽管我很愿意和你赌，不过靠这样无厘头的赌局从你那里赢钱好像不太好。”老妇人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不跟我赌，我就去另一家银行开户了。”银行职员说：“行，行，你别急，我跟你赌就是了。”第二天中午老妇人回到了银行，还带着自己的律师作为见证人。银行职员转身脱下裤子，请两人确认自己赌赢了。老妇人说：“好吧，但你能不能把腰弯下一点，好让我们看看清楚？”银行职员照着做了，于是老妇人承认他赢了，从包里数出2.5万美元给他。这时，律师则坐在一边双手抱头。银行职员问：“他怎么啦？”老妇人回答：“哎呀，他就是个输不起的人。我跟他赌10万美元，今天中午你会在办公室弯腰露屁股。”在两面下注和操纵赔率之间是有一条明确界线的。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式帕斯卡策略：犹太新年第一天，一男子去教堂做礼拜，肩上站着只鹦鹉。男子接连跟几个人打赌说，这只鹦鹉唱起赞美诗来，比唱诗班的领唱还要好。然而，到了唱赞美诗时间，鹦鹉却一声不吭。回家后，男子把鹦鹉痛斥一番，对自己损失的钱很是心痛。鹦鹉说：“动动脑子，你这蠢货！想想看，这下我们能在赎罪日赢多少钱！”嘿，这只鹦鹉可能说对了。也许我们能够操纵帕斯卡赌局的赔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周日早上打高尔夫，同时还不让上帝生气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上帝知道我们都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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