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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易服（三）
1912年1月，就在满清灭亡后的几天，民国政府在南京发布了剪辫令，内容如下：“蛮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宜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一律剪除净尽。有不从者，以违法论。”
这个法令很好理解，即满清窃取国家政权，强行让民众改变头发和衣裳样式。如今民国建立，民众应去除旧俗，剪掉代表满清的辫子，不剪者视为违法。按理说，这个法令对汉族人而言是好事，终于可以回归民族传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该命令在国内很多地方推行时遇到极大阻力，尤其是在孔孟之乡山东。
满清入关270多年，以30年一代人计算，剃发易服历经整整9代人。再加上满清长期闭关锁国、实行愚民政策，到清末时，很多汉族人已完全不知自己的民族服饰模样。绝大部分人甚至认为，留辫子、穿马褂就是汉人的本来传统。因此，民国政府号召剪辫子的命令传开后，许多人不愿响应，不仅不想剪辫子，还将剪辫子视为奇耻大辱 。
为推动移风易俗，1912年7月，袁世凯任命资深外交官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周自齐游历海外，思想较为开明，他一上任就把剪辫子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事项。他派出众多官员到各个州县督导剪辫工作。当年7月1日，在山东昌邑县举行的宣讲会上，民国官员为推行剪辫，采取暴力手段，当场强行剪掉当地颇有名望却十分顽固的三个乡绅梁怀思、魏桂武、徐殿魁的辫子。这三人虽当场未发作，但内心极为痛苦。
当天夜里，梁怀思牵头密谋报复剪辫之仇。第二天早上7点，梁怀思纠结200多人，手持长枪大刀关闭城门，实施报复。他们不仅杀害那些为其剪辫子的人，对主动剪辫子的人也同样痛恨，认为这些人违背祖训，是“汉奸”，必须格杀勿论，还宣称要“杀光秃子”。就这样，这帮以满清遗老自居的汉人，一天之内公然杀害了27名剪辫子的人，其中包括多名官员。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史称“昌邑5·18惨案”。
周自齐闻讯后，迅速派兵镇压，包括梁怀思在内的45名作乱者被斩首示众。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仅仅半个月后，新到任的昌邑县令再次推行剪辫法令，结果县衙官员不服，再次带头造反，大肆屠杀主张剪辫子的人。其中，主张剪辫子的乡绅庞某被暴徒灭门，全家老幼30多人遇害。这些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仅因剪辫子一事，便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相互残杀。
当初，为保留发冠，江阴人拼死抗争，血流成河；而今，为保留辫子，山东人又因之流血冲突。不仅是山东，在革命风气盛行的浙江，剪辫子同样困难重重。比如在嘉兴县，竟有1000多个不愿剪辫子的人发动暴动，烧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直到1928年5月，全国仍有不少人不愿剪辫子，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禁蓄发辫条例》，这也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剪辫法令。据调查，当年9月，在满清遗老聚集的北京，仍有4689名男子蓄辫。
从“江阴八十一日”宁死不屈保卫发冠，到“昌邑5·18惨案”残杀同胞拒绝剪辫，中间仅隔267年、9代人的时间，老百姓的态度为何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写出《国史大纲》的史学大家钱穆堪称天才，但他曾说：自己年少时，竟不知大清皇帝是满族人，还以为满汉是一个民族，这一常识还是他的老师、革命党人钱伯圭告知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也存在认知错位。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文章《紫禁城的黄昏》中提到，有些满人根本不知剃发易服的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因此，在满清灭亡时，有些满人甚至以剪辫子的方式表达对民国的不满，认为“这是你们汉人的辫子，我一定要剪掉” 。
那么，中国人这种思想变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民族和文化的原因吗？显然不是。根源在于环境、制度和政策。满清为维护其统治，闭关锁国、歪曲历史，将民众当作“畜牲”圈养。例如，满清为让汉人淡忘剃发易服的历史，将所有记载汉人服饰和发饰的书籍列为禁书，甚至对“头发”一词的使用都十分敏感，官方史书中不准出现“千钧一发”等相关成语，以防民众联想。
又如，明末中国火器在世界上并不落后，明朝为抗击满清，引进葡萄牙先进火炮技术，制造红衣大炮。满清掌权后，担心汉人借此反抗，将明朝红衣大炮全部封存，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启用，此时早已落后于世界。再如，从康熙到乾隆，100多年间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只要文章中有任何对清朝不利的内容，作者便会人头落地。康熙年间，湖州富商庄允诚为纪念死去的儿子出版史书《明史纪略》，书中记录了满清在江南的暴行，结果全家被杀，就连为这本书写序、排版、印刷的工人都被牵连，康熙为此一次就杀了70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文明如何进步？民众又怎能不愚昧？整个国家一代又一代批量制造“奴才”，导致中国逐渐愚昧化、侏儒化。将任何国家、时代的人置于这样的环境中，结果都会相似。所以，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和环境问题，满清的愚民政策必然导致此类现象发生，正所谓“开明之治，百代不足；愚民之功，数代即成”。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武昌民众走上街头迎接新时代，纷纷与革命党人以“同胞”互称，借此表明自己支持革命。但事实上，这些“同胞”中的大部分人，前一天还挤在衙门门口观看革命党人被斩首。武昌有一位国文教员，头一天在课堂上痛骂革命党，称“革命党全部该杀”，还让学生以《仿讨武曌檄，讨革命党檄》为题写作文，要求学生仿照唐朝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撰写讨伐革命党的文章。然而，第二天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这位老师听闻消息后，又带头领着学生到操场欢歌载舞。
这些老百姓的思想真的在一天之内发生转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只是知道局势变了，所以无论内心是否向往共和，都要做出改变以适应环境。对于长期受专制禁锢，思想和行为已高度“市侩化”的部分民众，我们不应有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他们的表现是专制驯化的结果。这种情况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无需刻意训练 。
满清灭亡后，北洋时期虽战乱频繁，但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快迎来大师辈出、文艺复兴的盛况，至今在近代中国史上都难以企及。这些北洋时代的大师并非凭空出现，他们大多来自清朝。在清朝时，他们默默无闻；但实现共和后，便迅速绽放出耀眼光芒。
1912年1月，就在满清灭亡后的几天，民国政府在南京发布了剪辫令，内容如下：“蛮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宜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一律剪除净尽。有不从者，以违法论。”
这个法令很好理解，即满清窃取国家政权，强行让民众改变头发和衣裳样式。如今民国建立，民众应去除旧俗，剪掉代表满清的辫子，不剪者视为违法。按理说，这个法令对汉族人而言是好事，终于可以回归民族传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该命令在国内很多地方推行时遇到极大阻力，尤其是在孔孟之乡山东。
满清入关270多年，以30年一代人计算，剃发易服历经整整9代人。再加上满清长期闭关锁国、实行愚民政策，到清末时，很多汉族人已完全不知自己的民族服饰模样。绝大部分人甚至认为，留辫子、穿马褂就是汉人的本来传统。因此，民国政府号召剪辫子的命令传开后，许多人不愿响应，不仅不想剪辫子，还将剪辫子视为奇耻大辱 。
为推动移风易俗，1912年7月，袁世凯任命资深外交官周自齐为山东都督。周自齐游历海外，思想较为开明，他一上任就把剪辫子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事项。他派出众多官员到各个州县督导剪辫工作。当年7月1日，在山东昌邑县举行的宣讲会上，民国官员为推行剪辫，采取暴力手段，当场强行剪掉当地颇有名望却十分顽固的三个乡绅梁怀思、魏桂武、徐殿魁的辫子。这三人虽当场未发作，但内心极为痛苦。
当天夜里，梁怀思牵头密谋报复剪辫之仇。第二天早上7点，梁怀思纠结200多人，手持长枪大刀关闭城门，实施报复。他们不仅杀害那些为其剪辫子的人，对主动剪辫子的人也同样痛恨，认为这些人违背祖训，是“汉奸”，必须格杀勿论，还宣称要“杀光秃子”。就这样，这帮以满清遗老自居的汉人，一天之内公然杀害了27名剪辫子的人，其中包括多名官员。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史称“昌邑5·18惨案”。
周自齐闻讯后，迅速派兵镇压，包括梁怀思在内的45名作乱者被斩首示众。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仅仅半个月后，新到任的昌邑县令再次推行剪辫法令，结果县衙官员不服，再次带头造反，大肆屠杀主张剪辫子的人。其中，主张剪辫子的乡绅庞某被暴徒灭门，全家老幼30多人遇害。这些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仅因剪辫子一事，便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相互残杀。
当初，为保留发冠，江阴人拼死抗争，血流成河；而今，为保留辫子，山东人又因之流血冲突。不仅是山东，在革命风气盛行的浙江，剪辫子同样困难重重。比如在嘉兴县，竟有1000多个不愿剪辫子的人发动暴动，烧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直到1928年5月，全国仍有不少人不愿剪辫子，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禁蓄发辫条例》，这也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剪辫法令。据调查，当年9月，在满清遗老聚集的北京，仍有4689名男子蓄辫。
从“江阴八十一日”宁死不屈保卫发冠，到“昌邑5·18惨案”残杀同胞拒绝剪辫，中间仅隔267年、9代人的时间，老百姓的态度为何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写出《国史大纲》的史学大家钱穆堪称天才，但他曾说：自己年少时，竟不知大清皇帝是满族人，还以为满汉是一个民族，这一常识还是他的老师、革命党人钱伯圭告知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也存在认知错位。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忆文章《紫禁城的黄昏》中提到，有些满人根本不知剃发易服的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因此，在满清灭亡时，有些满人甚至以剪辫子的方式表达对民国的不满，认为“这是你们汉人的辫子，我一定要剪掉” 。
那么，中国人这种思想变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民族和文化的原因吗？显然不是。根源在于环境、制度和政策。满清为维护其统治，闭关锁国、歪曲历史，将民众当作“畜牲”圈养。例如，满清为让汉人淡忘剃发易服的历史，将所有记载汉人服饰和发饰的书籍列为禁书，甚至对“头发”一词的使用都十分敏感，官方史书中不准出现“千钧一发”等相关成语，以防民众联想。
又如，明末中国火器在世界上并不落后，明朝为抗击满清，引进葡萄牙先进火炮技术，制造红衣大炮。满清掌权后，担心汉人借此反抗，将明朝红衣大炮全部封存，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启用，此时早已落后于世界。再如，从康熙到乾隆，100多年间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只要文章中有任何对清朝不利的内容，作者便会人头落地。康熙年间，湖州富商庄允诚为纪念死去的儿子出版史书《明史纪略》，书中记录了满清在江南的暴行，结果全家被杀，就连为这本书写序、排版、印刷的工人都被牵连，康熙为此一次就杀了70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文明如何进步？民众又怎能不愚昧？整个国家一代又一代批量制造“奴才”，导致中国逐渐愚昧化、侏儒化。将任何国家、时代的人置于这样的环境中，结果都会相似。所以，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和环境问题，满清的愚民政策必然导致此类现象发生，正所谓“开明之治，百代不足；愚民之功，数代即成”。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武昌民众走上街头迎接新时代，纷纷与革命党人以“同胞”互称，借此表明自己支持革命。但事实上，这些“同胞”中的大部分人，前一天还挤在衙门门口观看革命党人被斩首。武昌有一位国文教员，头一天在课堂上痛骂革命党，称“革命党全部该杀”，还让学生以《仿讨武曌檄，讨革命党檄》为题写作文，要求学生仿照唐朝骆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撰写讨伐革命党的文章。然而，第二天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这位老师听闻消息后，又带头领着学生到操场欢歌载舞。
这些老百姓的思想真的在一天之内发生转变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只是知道局势变了，所以无论内心是否向往共和，都要做出改变以适应环境。对于长期受专制禁锢，思想和行为已高度“市侩化”的部分民众，我们不应有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他们的表现是专制驯化的结果。这种情况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无需刻意训练 。
满清灭亡后，北洋时期虽战乱频繁，但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快迎来大师辈出、文艺复兴的盛况，至今在近代中国史上都难以企及。这些北洋时代的大师并非凭空出现，他们大多来自清朝。在清朝时，他们默默无闻；但实现共和后，便迅速绽放出耀眼光芒。
202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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