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文学
孫聞博|爵、官轉移與文武分職：秦國相將的出現
爵、官轉移與文武分職：
秦國相將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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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聞博
 
 
摘 要秦漢軍事組織體系的演進，涉及戰國秦文武分職背景下相邦、左右丞相、將、尉的出現。戰國秦題銘多見“大良造庶長”，可連讀，爲“大良造”之全稱。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是秦職官發展的重要時期，始置“相邦”。職官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相邦之外，秦新設左、右丞相，以右相爲尊，書寫遵循右先左後的順序。秦末漢初，還曾出現相國、丞相並置的情形。將、尉等高級軍職在經歷爵、官轉移的同時，逐步發展爲常設武職，進而引起文武分職的發生。
秦及漢初軍事組織體系的發展，首先涉及相邦、丞相、將、尉的出現及相互關係。這一文武分職問題在以往研究中，多就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普遍情況而論，略顯宏觀、寬泛。本文試在閻步克先生的理論框架下，主要就先秦“爵本位”、“爵—食體制”，怎樣向戰國秦漢“軍爵與祿秩支撐的‘爵—秩體制’”發展演變，在某一側面上的具體思考。而在職位向品位的“職階轉化”大背景下，關注在上述發展過程中，以爵位爲重到新職名出現的變動情形。
一
 
爵、官轉移：從大良造到相邦
秦孝公時，商鞅實行變法，三年，被任爲左庶長；十年，更爲大良造。“大良造”一名於文獻始見。而戰國秦器題銘較早者，正爲大良造商鞅所監造之兵器、量器。孝公時題銘銅器目前公佈者已有九件（兵器8，量器1），依以往學界習慣，或稱“商鞅九器”。其中，有與文獻所載相合，作“大良造”者：
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戟）
十四年大良造鞅之造，陽右支詹（？）（殳鐓）
十六年大良造鞅之造，咸陽愔（殳鐓）
但不少作“大良造庶長”，計有5例：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雍黽（鐓）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畢湍侯之鑄（鈹）
十七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雝爽（殳鐓）
十九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犛鄭（殳鐓）
造庶長鞅之造殳，雍驕□（殳鐓）
又，商鞅方升提到：
十八年，齊
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一爲升 \臨 \重泉（下略）（方升）
作“大良造”。而開篇書寫格式與此頗爲近似的秦封宗邑瓦書云：
四年，周天子使卿夫
（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長遊出命曰：“取杜才（在）豐丘到于潏水，以爲右庶長歜宗邑。”乃爲瓦書，卑司御不更顝封之，……以四年冬十一月癸酉封之（下略）
此陶瓦題銘爲秦惠文君前元四年（前334），時代緊接孝公，又作“大良造庶長”。
綜合上述情形，“大良造”即“大良造庶長”之省稱。不過，以省稱視之，仍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大良造庶長”連讀，爲一名。二是將“大良造庶長”斷作“大良造、庶長”，一爲官稱、一爲爵稱，或是兩官而一人兼之。前者更爲尊顯，書寫時就時常省略掉後者。
第二類認識的三種解讀，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以“大良造”爲官名、“庶長”爲爵名，與《商君書》的相關記載不盡符合。《商君書·境內》在爵稱序列中明確提到了“大良造”，但二十等爵中卻沒有僅稱“庶長”的。且此時軍功爵與軍職是區分的，將某一爵稱簡單地轉看作官稱，似乎並非妥當。如以“大良造”爲爵名、“庶長”爲官名，在稱呼的先後排序上不盡符合當時較通行的書寫習慣。至於以“大良造”、“庶長”均爲官稱，因“大良造”是當時頗尊顯稱號，“以爲大良造”作爲升遷，還兼任相對略低的“庶長”，也較難理解。
戰國秦兵器有“相邦樛游二戈”，題銘爲：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
（內正）吾（內背）（戈）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
（戈）
據字體、形制及相關史料可推知“四年”當爲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由此來看，“大良造庶長遊”就是“相邦樛斿”。按瓦書記事時間，樛斿當是同時擁有上述兩個稱號，“相邦”既然是官稱，如將“大良造庶長”分成兩稱，那麼無論哪一名稱都不便再視作官稱。而“相邦”所相對應的，又是“大良造庶長”這一名稱整體。因此，大良造庶長”當連讀，爲一名，即爵稱“大良造”之全稱。
周代是一元的“爵本位”品位結構。秦居周之故地，受周傳統影響，重爵取向明顯。惠文王世，秦國在制度上開始多有推進。惠文王前元四年前後是個關鍵時期：秦開始設置“相邦”，官僚組織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這一背景下，國家最高官員逐步以官稱而非爵稱，來標示身份。當然，相邦、丞相以下，秦國官員仍多使用爵稱，史書中例證很多，整體的重爵取向依然是明顯的。但上述最高官職“相邦”的出現，仍然意義重大。這是落後關東、但終將引領歷史的秦國，在中央官僚組織建設上邁出的關鍵一步，也可視作秦軍事組織系統的新開端。
二
相邦、丞相設置新考
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秦設相邦，多受三晉官制影響。但左右丞相的創置，更多來自秦國本身。秦相邦與丞相的關係，以往有多種意見，通過比照材料，秦國相邦與丞相爲兩職，且均爲正式官稱。這在“物勒工名”、用語明確的器物題銘中是很清楚的。目前，涉及“丞相”的秦兵器題銘計有7件。其中，刻寫丞相一人者2例，兩人者4例6人，相邦、丞相者1例：
七年丞相奐殳造咸□（陽）工帀（師） 工遊 \公（內正）沙羨（內背） （戈）
八年相邦辥（薛）君造，雍工帀（師）效，工大人申 \八年丞相殳造，雍工師效，工大人申（盤底）大官 \冋（足座底部） （漆豆）
〔十六〕年丞相觸（壽燭）造，咸〔陽工〕師葉，工（內正）武（內背） （戈）
十二年，丞相啟、顛造，詔事成，丞迨，工印（內背）詔吏（事）\屬邦（內正） （戈）
十二年丞相啟、顛造，少府工室□，丞弱，工 （內背）少府（內正） （戈）
十七年丞相啟、狀造，郃陽嘉、丞兼、庫 、工邪（內正）郃陽（內背） （戈）
元年丞相斯造，櫟陽左工去疾，工上（內正）武庫（內背）石邑（闌下）
（戈）
首先是題銘中左、右丞相的認定，學界意見基本一致，多以前者爲左丞相、後者爲右丞相。需提到，之前存在“秦代尚左，漢代尚右”的認識。此說較早見于錢大昭。其實，武王時丞相何者爲左、何者爲右有明確記載：“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前引雖泛稱“左右丞相”，但先後排序上實際仍以任右丞相者居前。故秦左右丞相以右爲尊，是明顯的。秦虎符中也一直是以右為尊且書寫順序爲先右後左。二十等爵中，右庶長、右更皆居左庶長、左更之上，同樣如此。當時關東諸國情況大體與秦接近。所謂“秦以左爲上”之說，恐怕較難成立。除虎符、秦簡外，秦代較明確史料又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司馬遷系此事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不過，秦二世刻石及復申度量衡的詔書也提到馮去疾、李斯，卻作“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按“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前引二世二年諫言，任職也是如此，李斯似乎一直擔任左丞相。那麼，上述兩則題名就與前論完全相反，是左丞相居前了。我們知道秦二世這兩種舉動，都是追隨始皇。而始皇琅邪刻石與度量衡器所存廿六年詔書均留下有丞相名姓，即熟知的“丞相隗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乃詔丞相狀、綰”。以如此重大事件爲內容的刻石、詔書中，官員排序不會隨意。而二世所刻就附在始皇刻文旁邊。這四類恰好兩兩對應：李斯對應隗狀，馮去疾對應王綰。按上述判斷，前者均爲左丞相，後者右丞相，尊者居後。事實如此嗎，恐怕並非。根據“十二年丞相啟、顛戈”、“十七年丞相啟、狀戈”可以排出下列兩種遷轉情況，如此以前者爲右丞相、後者爲左丞相（右例），人員更迭更顯合理。
由上述討論，秦二世元年出現看似相反的題名順序，很可能是此時李斯曾遷右丞相。政局變動之際，重要官員職務常會出現調整，惠帝至文帝間，陳平就先後經歷過“左丞相—右丞相—左丞相”的任職。二世得登帝位，多得趙高、李斯之助，原爲左丞相的李斯此時改居馮去疾之上，是有可能的。且據《趙正書》，李斯當時並非左丞相而是丞相，馮去疾也並非右丞相而僅是御史大夫，這與“元年丞相斯戈”以及里耶簡8-159可較好銜接。目前雖不宜以此即否定《史記》記載，但它提到始皇、二世之際，李斯任職曾尊于馮去疾的情形，卻可爲一有利參考。
秦代官、爵同樣是以右爲尊的。左右丞相書寫，一般遵循右先左後的順序。前舉秦器題銘所涉左右丞相的舊有認識，一定意義上應當調整。
關於秦相邦、丞相並置的問題。相邦樗里疾卒于昭王七年（前300），而“七年丞相奐、殳戈”揭示，是年奐、殳任左右丞相，此顯示當時可能未設相邦。昭王八年漆豆同時記“相邦辥（薛）君”與“丞相殳”。“辥（薛）君”即孟嘗君田文。“殳”與“七年丞相奐、殳戈”之“殳”爲同一人，即《秦本紀》“薛文以金受免”之“金受”。據文獻記載，至八年孟嘗君入相時，庶長奐已去相。仔細對照摹本，八年漆豆兩條長銘的文字寫法有別，非出自一人之手，如是幾位官員共同負責器物製造，按習慣，題銘應制爲一條。孟嘗君入秦爲相邦，很可能使金受（殳）免相。按殳在七年居奐下，如八年仍任相，改居孟嘗君下，並不致與孟嘗君構釁，進而向秦王進言，奪其相位。兩條題銘的出現，更大可能是八年殳專爲丞相不久，孟嘗君來相秦，代其而爲相邦。
不過秦末漢初軍事紛擾之季，確出現一些相國、丞相並置史例，如高帝帝四年（前203）二月前一段時間與九年至十二年間，均出現相國、丞相並置情形。這類情形在漢初東方諸侯國也有存在，此外，相、守相在一些情況下似也有並置情形。
三
文武分職：庶長到將軍
秦多見名“庶長”者，專論者皆以之爲有異於爵稱的官稱。這裏所論，已屬後來用作爵位的階段。此時“庶長”，很可能是左右庶長以上諸庶長爵的泛稱。而我們又注意到，“庶長”的使用，主要是在商鞅變法至二十等爵形成前的一段時間。從此類“庶長”到“將軍”的發展變動，正是職階轉化后，重階向重新職名的進一步演進。由於側重了後一過程的考察，這裏權稱“爵官轉移”。而在此視角下，整體的發展過程或可概括爲“職→爵→新職名（將、尉等）”。
這一時期的爵制情況見《商君書·境內》篇。筆者初步嘗試了一種復原思路，此記軍隊在戰鬥中殺敵數量超過規定時，軍士得在原爵級基礎上進爵的情形。就爵制部分而言，實際分作三段敍述。第三段對應“卿”分層的這組爵，應即屬“庶長”一類。不過因當時大良造頗爲顯赫，稱“庶長”時的指代範圍，主要是大良造以外的各級“庶長”。
樗里疾于秦惠文王前元八年（前330），爵爲右更，而他在惠文王后元七年以後數年出征、戰功赫赫，卻始終稱“庶長”，或正說明此爲諸“庶長”爵的統稱。他在右更基礎上，實際的軍功晉爵一直在進行。所以，這才會有十三年助魏章攻楚取漢中地、助韓攻齊、助魏攻燕後，被封爲嚴君的發生。而樗里疾在成爲封君後，繼續有領兵作戰事，名前卻不復冠以“庶長”。
商鞅以前，庶長作爲高級別爵位，公子、貴戚多有冠之。變法後特重軍功，名庶長者主要依戰功累至。大良造也是如此。相邦、丞相制確立後，大良造公孫衍、白起並非秦相，而是領兵征行的高級將領。而在前面討論的基礎上，可以注意到，昭王六年（前301）“庶長奐伐楚”以後，“庶長”開始較少見於史乘。領兵主帥開始以軍職而非爵位爲稱，特別庶長所對應“卿”爵這一重要爵層的擁有者，征戰時較多以軍職爲稱。這顯示秦的軍事組織中，也出現著重爵向重官取向的發展。
魏、齊在官僚機構中以相、將爲文武官之首，出現較早。秦自“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開始出現作戰以外的常職將軍。至於尉，則有白起爲左更後，在“伊闕之戰”斬首韓、魏二十四萬，“遷爲國尉”的例子。此稱《商君書·境內》中已出現，爲低於將軍的較高軍職。“國”字後世避諱所改，當時稱“邦尉”。今見“邦尉之璽”封泥、“邦尉之印”印章，可證。邦尉同將軍一樣，也由軍職逐步成爲常設武職。
與大良造庶長發展爲相邦及丞相類似，秦軍事組織上端也出現爵官不分、偏重爵稱，向爵官分離、轉重官稱的發展。而軍職進一步納入日常官僚系統，成爲常設武職的一部分，從而引起了文武分職的發生。這個過程，並非原來理解是一個文武不分，進而一文一武的情形。率先確立起的相邦及後來的丞相，在秦及關東諸國都是總管國政，權兼文武。相邦或丞相時常將兵征戰，即便昭王以後出現常職性將、尉，相邦魏冉、呂不韋仍有出兵征討事。文武分職實際是在一個權兼文武的相的旁邊，將高級軍職人員行政化，形成一個形式文、武兩分，而實際重武的官僚機構上端。這一組合方式，對於之後帝國各層級日常武職系統的構建，都有影響。並且，在文武分職這一過程中，爵、官分離、重爵向重官的演進，一直貫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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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分職示意圖
 本文原載《國學研究》第三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1—64頁。
 
202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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