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分享说,他们在小时候接收到了这样一个讯息:他们是因为所做的事而被爱。无论是明示还是暗示(也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特定成就的善意表扬),作为孩子的三号开始相信,获得他人支持、认可和赞赏的途径就是完成任务并取得成功。三号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自己真正是谁而被爱的,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导致他们采取了一种符合父母期望和传统成就理念的应对策略,因此三号对被赞赏的需求,源于他们童年因获得成就(而不是因他们的“真实自我”)被称赞的经历。
或者说,三号的孩子也许没有得到所需要的关注,所以他们想要做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出挑以博得关注。他们努力避免被忽视。从而让自己变得成功。例如,一些三号在小时候缺乏父母的支持或保护,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成为实干的人。尤其是如果一个孩子失去了父亲,他可能会觉得需要变得超有能力,以填补因阳刚原型(主动、保护的和富有成效的)的缺失而留下的空白。
持有“要赢得爱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值得称赞”这样的观念,三号发展出认同并成为他人所重视的模样的生存策略。他们拥有敏感的雷达,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欣赏什么,认为什么是成功的。任何在他人眼中与成功、成就有关的东西,他们就会去做或拥有。类似于二号的策略——先确定他人需要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去变成那样的人——三号会着力塑造一种精干、有吸引力、地位高的形象。因此,三号不仅以达成目标和良好外表为导向,还有很强的竞争力,注重取胜。
由于童年缺乏关注,或感知到认可与表现相联系,三号有一种需要被肯定的驱动力,因此他们的应对策略同时具备了对表现的关注和对痛苦情绪的抵御。这样,对三号来说,“做”优先于“存在”和情感,似乎能够带来他们所渴望的、被他人认可的回应,而“存在”则成了一个盲点。避开了情感,就可以避免产生任何妨碍“做”的情感障碍,这(自然而然地)导致三号变成了“人类做(Human doing)”而非“人类存在(Human being)”。
因此,三号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来应对一个没有给予他们无条件爱的世界:认同自己的形象和工作,把自己等同于自己创造的形象,相信他们就是他们所做的。由于形象和工作代表了他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三号努力让自己去符合他人所赞赏的形象。他们为了获得认可而努力工作,去达成社会意义上认可的成功定义,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
坎迪斯,一位三号,描述了她的童年处境和应对策略的发展:
妈妈过去常常告诉我,我是个好孩子,因为当她追着我哥哥到处跑的时候,可以把我一个人留在有护栏的婴儿床里好几个小时。虽然那时我还小,但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只有当看到别人对我母亲的行为感到多么震惊时,我才意识到这种自给自足的“自豪感”是被误导了。我既害怕被忽视,又留恋在母亲侵入式的互赖共生模式下低调生活的安全感,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我哥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二十九岁时自杀了。我常常感到是躲在他的身后——没人注意到我,能做自己的事情——拯救了我。在那些日子里,精神病医生们都责怪母亲,我的母亲——比很多母亲要好得多——背负着巨大的内疚感,,而我的勤奋和可靠让她不是很“担心”。
在我的家庭里,能力总是胜过出生顺序。尽管我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但每当出了什么事情,我的电话总是第一个响的。我刚帮助手术后的95岁父亲回到家里安顿下来,尽管我的弟弟和姐姐都比我先一步到医院。父亲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进城来,事情就办成了。”
作为一个自保三号,我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知道需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更有效。很难接受的是我把周围的人训练得总是期待我去接管,所以近些年来退居二线的经历倒是很有趣。如今,在我投入之前,我会问自己以下问题:这是必须要做的吗?必须现在就做吗?必须由我来做吗?看到有这么多并非必要而只是满足我“为做而做”的事情,实在令人瞠目。
“我很好”是我多年的口头禅,每当听到关于三号“想显得好看”的描述,我总会愤愤不平。但当我了解到自保三号是想要看起来什么都搞得定,但却不想承认他们的形象意识——对“没有虚荣的虚荣”时,我知道我找到家了。尽管对此不是很高兴,但我知道这是真相。最近发生的脚踝骨折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观察自己和对提供帮助的反应。我感觉到“我很好”从身体层面升起,因此必须有意识地抵制它。
我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接受和感受自己的情绪。我常开玩笑说:“情绪不符合空气动力学,三号不喜欢被迫慢下来。”一个极好的发现是J.露丝·詹德勒(J. Ruth.Gendle)的《心情国度》(Book of Qualities)。她用拟人的手法描述了几十种情绪,帮助我进入了一个(最初)为了不让母亲担心而回避的领城。它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得以真正地去感受失去哥哥的感觉,为我去感受其他情感开辟了一条道路。现在,我终于可以安于我的不安了。
节选自《九型人格完整版:27种副型的成长之路》,[美]碧特莱斯 · 彻斯纳特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