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经济学研究小组
苏联中晚期哲学中的系统方式
意图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引入苏联哲学内部是五十年代之后的苏联哲学界的另一股强烈的趋势。尽管这种理论交融带来了丰富的文献和肉眼可见的进步，但是苏联接受控制论这种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动机却相当功利，“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面急于促进经济增长，一面又无法实行彻底的体制改革，因而通过控制论实行管理革命就成为希望之所在......苏联的一批控制论专家通过各种渠道，制造了规模宏大的舆论声势，力图使官方相信，应用控制论能够合理地管理苏联经济，大大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决策集团对控制论的态度从敌视或漠视转而为热烈支持，在苏联迅即掀起了一阵控制论狂热。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标志是，1961 年 10 月 17～31 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正式确定控制论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孙慕天《跋涉的理性》第213-214页)。
 
出于实践上的迫切需求，控制论很快地成为了苏联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之一，“经济—数字模拟与控制论原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综合，成为了这个新的科学分支的主干。经济控制论远不是一下子就接触到这个综合问题的。起初在各个数理经济学科范围内，在很大程度尚是在孤立地制定各种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平衡模型、最优化模型。建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用来描述各种经济过程和解决个别的具体经济任务......只是在以后才对各种经济过程（生产、交换、价格构成等等）提供控制论的解释......各种研究方向逐渐显出它们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心。经济—数字模型已普及到一切较大的社会生产集团，并已开始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模型。信息系统的设计也已提高的部门的和国民经济的水平......经济控制论把经济及其结果和各职能环节看作是一些系统，在这些系统中进行着由信息的传递和转化来实现的控制过程”（科布林斯基等《经济控制论》第5-6页）。可以说，经济控制论由于其实用性，而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因此而被运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对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时，经济控制论是一个方便而有力的工具......对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系统而言，其运行结构的好坏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系统的结构更为重要，如国民经济系统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某一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行业内部的产品结构、储蓄和消费结构、资源供给结构、消费结构等。对此，我们可以应用经济控制论建立系统模型，对系统内部状态变量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有效地避免由于结构不合理而造成地经济系统运行障碍和效率低下......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模型的稳定性、能控性、能观测性进行分析和判断，设计控制方法等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和把握经济系统地特征，设计和解决经济最优增长轨迹等问题”（王晶等《经济控制论——理论、应用与MATLAB仿真》第3-4页）。
 
在苏联，上述这些与计划经济最优运行、经济模型、经济控制论、经济数理理论有关的工作大多受一个根本目的的支配，即“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最新的具体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经济数学方法的基础上完善集中计划工作”（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一卷 第283页）。这种利用数学来丰富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胆大包天的，因为“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曾一度十分活跃。但后来，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压制下去。在随后三十多年里......对运用数学方法抱有成见的传统势力一直占据优势。直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开始......随着经济改革初期试验的进行，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重新兴盛起来，并形成一支经济数理学派”（余大章主编《苏联东欧经济学名著提要》第183页）。经济数理、数学模型、经济控制论的兴起与作为经济数理学派代表人物的涅姆钦诺夫（B.V.Немчинов）息息相关，后者于1957年成立了苏联第一个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室，该室于1963年又扩展为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不仅如此，涅姆钦诺夫还在总结苏联经济数理先前的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一书，主张“建立经济数学模型......能够改进经济计算和计划计算的方法......运用数学不仅能使我们关于被研究的对象和现象的实质的质的概念准确化和深化，正如科学史所表明的，数学分析在许多场合促进了新的发展规律的发现，并有可能遇见新现象的产生。在经济科学中对引入经济数学模型的实际资料巧妙加工时巧妙地利用数学方法，能够事先预见在这些或那些参数变化的条件下某种假设的但接近于现实的经济体系的发展过程......常常有人提到滥用数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滥用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对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正确地进行预先的质的分析，滥用可以缩小到零......数量分析经常应当以质量分析为前提。否则所计量的数值就会失去内容丰富的涵义......把数学比作磨坊的磨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在磨盘下放着莠草，从那里就不能得到面粉，但是另一方面，不预先把麦粒磨碎，也不可能把麦粒变成面粉。数学方法作为强有力的辅助的分析工具，应该正确地与经济的质的研究相结合”（涅姆钦诺夫《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第12-16页）。费多连科作为经济数理学派的后继者之一，同样支持运用现代最新的具体经济分析方法来丰富苏联经济学理论，将系统论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体系中的方法论的一部分。
 
 
显而易见，与控制论紧密相连的系统方法和信息概念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和实用价值，“控制论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它的方法，在认识论方面具有一般科学的性质。这就意味着，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作为一系列一般科学性质的学科（一般系统论、科学学、信息学）的认识手段，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专门学科......谈到哲学和控制论的联盟时。不能不指出控制论在完善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方面，首先在进一步发展物质世界统一原则方面所作的贡献......它证明了通讯和控制过程的客观性质，证明了它们在物质运动的生物形式和社会形式存在的共同性质。信息概念丰富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在信息概念基础上实现了通讯和控制过程知识理论的统一，并且控制论和其他运用这个概念的科学证明了信息过程的物质性，揭示了它们在形成生命和有理性的生物中的作用”（乌尔苏勒《哲学与控制论》载于《控制论与辩证法》第1-14页）。
 
控制论对信息、信号作了区分“信号是信息的载体，因为作为物质系统的状态和过程，信号包括关于系统的状态或关于过程之变化的可单义再现的数据和报告.......信息本身不是物理事态。信息通过一系列可能的信号或信号状态的选择和排列而固定下来。信号不等于信息。信号始终是信息的可能载体，因为信号中包含的可再现的数据、报告等只能为选定的接收者所了解或由他从信号中查知。因此，信息只能针对某一接收者而言......决定信息的，不是承载信息的物质性质，而是信号源与接收者之间赋予事态以意义的规定的共同记号......通过产生、传输和接收信息便能在系统之间或元素（传输链节）之间建立起信息耦合，借以实现通信......对这些表示某事物的符号，必须赋予一定的对象和事态等.......它或者是社会发展中规定的结果，或者是信息源与接收者之间协商的结果”（肯勒尔《控制论入门》第378-385页）。对于苏联哲学家来说，控制论中的信息概念有助于摆脱把信息仅仅理解为某人或某物的信息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无疑“具有明显的类人性质”。在控制论风靡的如今，“人的意识范围之外的信息过程的发现，甚至引起科学的图景的一定变化”（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第123页）。尽管“信息的确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反对这一点，就意味着忽视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与事实背道而驰......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在口说的或书写的自然语言的单词中有无观念方面的问题。严格来说，这样的信息也是客观的，而且符号也是物质的。但是通常认为，单词中所含有的语义信息是观念的，因为这些词在被读者听者感受时，在头脑里产生这样一种状态，与形成信息的人有过的那种状态相似。在这些只是表面上互相排除的情况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第138-139页）。
 
相比之下，系统方法和一般系统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交融是更深入的，“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著作中曾经多次强调说，制定一系列研究社会系统的基础方法论原则的功绩属于马克思......如果对系统性原则进行最一般的表述的话，那么它指的是：从系统整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立场出发加以考察的客观现实的现象，形成为认识论的一个特殊角度或对现实的特殊测度......系统就是一定数量的相互联系的因素，它们形成一种稳定的统一体和整体，具有综合的属性和规律性。在研究系统客体时，基本的内容和方法论问题就是揭示各因素组成系统的那些行列式，揭示该系统所特有的基础、联系和关系、它的特殊性质，确定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给我们关于系统性问题的现成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和许多系统地解决在研究社会这一整体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范例”（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第一版 第8-10页）。
 
毫不夸大地说，系统方法的引入迎合了苏联六十年代之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化的趋势，并为论述作为马克思的方法论准则之一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提供可供借鉴的丰富资源。“在系统结构研究的实际方法论问题与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首先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制定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有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如果对马克思为论证系统性是方法论的重要成分之一所作的工作做出扼要的总结，那么可以说，他发现了对现实进行测读的新测读法。系统中心论取代了在许多世纪里占主导的对象中心论”（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第175页）。
 
苏联哲学家不仅利用系统论来诠释马克思的方法论，而且还利用系统论构筑了如今已在社会学中成为常识的分层理论。关于理论的分层理论可被概括如下：“（1）哲学方法论水平（层次）：从整体上分析认识的一般原则和科学的范畴结构；（2）一般科学方法论原则和研究形式的水平（层次：既包括具有内容的一般科学概念（控制论的方法原则），也包括形式的方法论理论（如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科学逻辑）。它们具有跨学科性质，在传统可行划分的结合处，原则上可以把这样一些概念从一个学科或技术领域转用于另一个学科或技术领域。（3）具体科学方法论水平（层次）：分析专门科学学科所运用的方法、原则和研究程序，阐明和描述这个或那个学科所特有的方法和原则的总和；（4）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水平（层次）：描述获取有关情况的方法，进行实验的条件，弄清差错，和整理实验材料的方法等等。根据这种划分，显然，在系统研究中，系统性原则处于哲学方法论水平上，系统方式处于一般科学方法论水平上......对系统研究的这两个层次或水平的划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很多以系统方式冒充哲学的普遍性，取代哲学功能，或以辩证法贬低、排除系统方式的企图，都是由于混淆这两者的界限引起的”（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 第144-145页） 。
 
将辩证法视为哲学方法论层次的范畴结构的方法论就意味着“辩证法不起、也不能起具体科学方法论功能的作用，而如果硬要这样来解释它，就意味着客观上降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与辩证法不同，系统方式、结构主义和结构功能分析乃是专门化的方法论，虽然它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意义。当利用了一定的中介环节的时候，实际应用唯物辩证法就特别有效。这些环境可能具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辩证法的每个规律都可以从现实的任一领域中举例说明。但是，正如列宁强调过的，辩证法不能归结为实例的综合。研究上的系统方式恰好正是辩证法的原则具体化的形式之一”（乌约莫夫《系统方式与一般系统论》第1-2页）。如果我们违背这一观点，将辩证法视为一种直接解决实践领域问题和任务的手段，那么这就意味着“似乎只有从辩证法学说出发才能解决这一或那以部门科学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才能论证任何一个由部门科学概念确定的原理的真理性。例如，有些哲学家轻视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分析，企图从一般的哲学见解出发，直接从辩证法学说中得出对遗传学、尼.马尔的语言学和特.李森科的生物学观点是否正确，控制论、量子力学、相对论是否正确的答案。换句话说，解决某一理论的真理性和任何一个理论原理的问题时，企图引用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来代替对理论的科学内容、具体事实和实践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唯物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哲学，例如它决不自命为科学的科学......仅仅根据一般哲学见解，直接从辩证法学说中得出对某一个别理论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来论证部门科学的任何一个理论原理的真理性......是错误的”（库尔萨诺夫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列宁主义阶段》第415-416页）。
 
相比理论的方法论的分层，认识论的分层理论略有不同：从最开始的“实物系统”（简单的、直接的知识）开始，过渡到【单一】“系统中心”（本质的、实体的知识），又过渡到“多系统中心”（具体的、综合的、实在的知识）的层次。“换句话说，这种形式所处理的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实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测度的关系......从单一中心论转向多中心论，转向研究各种系统的统一体和总合体”（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第一版 第54页） 。这种强调多系统中心的做法“似乎破坏了世界的一元论......出现不同序列的多维知识层次。但是，经过仔细考察，显而易见，问题只涉及认识世界的新界限......世界的统一性是更加综合地和多维地来理解的。新的知识比原有的知识丰富，它由大量剖面、方面、水平构成，实际上是关于现实和关于对象的知识的综合和多维的综合......具体科学和哲学在这种条件下应当学会有准备地把所认识的现实划分为若干质的中心，有意识地按种种部门、方面、水平和专业来区分知识，在方法论上正确研究种种现象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对现实的多维理解原则的确立，扩大了对系统方法的需要。因为如果不采取从不同坐标系统考察本质的办法，不从理解客观现实的多系统性出发，不制定足以综合并行不悖的知识的方法论手段，就无法彻底揭示在同一对象中存在两个或若干个本质的问题......单一系统知识集中表现把对象（现象）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方面......这种知识以一个系统为中心，以揭示现象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为主。和单一系统知识不同，多系统知识旨在阐明世界本身的系统性，也就是说，研究现实，把它看成是多系统的，而研究个别对象，则把它看作是一定自然或社会环境的许多不同序列的实在（系统）的一个因素......多系统知识使对现象的不同决定因素的认识深化，事实上就通过研究宏观和微观系统原理以及外在相互作用体系而扩大关于对象本身的观念”（斯坦尼斯主编《辩证唯物主义概论》第390-395页）。
 
 
 
 
 
 
 
 
 
202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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