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社
政治经济学概念解释（指标/指数/索引index）（下）
    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这两者的同一性，如果我们之前称为“资本家”，那么现在我们我可以将其称为指标玩弄指数者（indicator）。indicator这个词的词根不就是“用手指”吗？而我们上面对两者做的区分已经不是什么劳心和劳力的区分或者体力和脑力的区分了，那同一者对于生产活动的组织就是通过无尽的索引实现的，甚至我们相信有一种认同，其能支持人醉心于这种享乐的劳动中。
     当然，如今所有的社会管理离不开指标，离不开那个能指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如今的马克思主义会认为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呢？很简单，就是不能“只认指标”，必须要有和那个指标/指数/索引抗衡的某种机制，这机制甚至不该说成是索引内在的某个因素，也即“制衡因素”。Index如果说能够实现一种调和，那么应当被看做完全是量上的调和，现实被扭曲为纯量，但现实并不是一个比例性地无限增殖的东西，而是量可以片面地将自己“切开来”，又或者说是“渗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自己变成消费式的质。在消费中，我们可以通过指标来考虑“我是不是一个帅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好质量的商品？我成熟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指标化通过回到货币的指标化（一个关乎各种指标相互交换汇率的类目表），再回到商品的指标化（对身体数值参照指标的修正），指出我们应该如何生存，或说以如何的种目的生存。货币确实以中介的环节保留了下来，其中介作用，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其维持如下三方的等同：
    ①资本那方可以部署实现的，虚假的、量的差异性，也即价格；
 ②身体的指数，比如血小板宽度、血糖浓度、尿酸浓度等；
 ③商业上作为索引的商标/关键词，和金融领域上作为指数的股指。
    量的差异性，变成质的、定性的差异性，变成我们所说的关键词和商标（“无铅的”、“智能的”、“0糖的”、“雅诗兰黛”、“苹果”……），让消费者觉得其稳固地维系了差异性，仿佛那些关键词便提供了在这个索引世界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当然，对这种形式演绎的生存论抗辩，或者说后谢林抗辩就是：如果人生或任何历程都不过是一本书，读一本书怎么能只读完它的目录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重复一个经典的人群划分，但我们不再通过工人-资本家或者普罗大众-布尔乔亚来进行划分，而是通过只生产指数化的人（指出的生产者）和劳动产品被指数化的人（被指出者的生产者）来划分。生产指数化的人，无非就是生产分类、生产量化、生产对于一系列复杂索引的拍平活动，便从中直接获取收益的人。指数，始终是一个对于生产活动最简单、最纯化的表征/迹象，它是否能够起效，其实取决于应用它的人是否是人群中的少数。在这里，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专名都具有索引性质，尤其是那种具有任意性，或者说所谓“不具有普遍性”的专名。什么是普遍性？世界上最大的符号系统，也即符号资本主义，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普遍性。但也许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普遍性是新闻中常常会播报的“xxx/某权威部门指出我国当前资本量相对充盈”的那种谓述。那种谓述并不是任意性的、拿来糊弄你的，而就是指出（indicate）本身的一个最佳范例。
         所以，我们称Indexism为指数资本主义，是强调那些纯粹表征（pure representation），譬如道琼斯指数，其背后具有的暴力性的、拍平性的力量，但这力量不免掺杂想象的特征。其会让人产生新的“精资”，也即对于“大小”的分辨：炒股时，那些指数难道不正具有着远大于我日常工作的、了不起的大力量？然而，指数最让人能够产生信服力量的，不仅仅在于它可以涨，恰在于他可以跌、可以受损，因为这似乎让它真的可以“代表”某个经济现实的状况。无论涨跌，这指数难道不总是在衡量别人，反而让自己站住了吗？它在衡量别人的时候，不同样也是在衡量自己，反之亦然吗？所以，严格来说，指数的特点是它永远在代表他人。而指数比起资本在概念上的超越，就在于指数的受损并不影响那些通吃的、生产指数的赢家，资本必须要增殖，但是指数却有受损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设想指数资本主义之后的时代，那大概就是某种比例（Ratio）的时代，乃至走向尺度（Measure）的时代。是从人类主导性的符号，到人类主导性的符号机制，再到后续……当然，这是我们根据古希腊哲学做出的论断，其究竟如何还未展开。
      我们再次考虑指数对于资本的超越，乃是发现指数作为一个观念，超越了资本那种量化的逻辑。从黑格尔给逻辑学所做的第二版序言便发现的两极化/分裂/二分仍然具有活力，恰像指标的统治在一方面，其可能肆无忌惮地（也无可奈何地）暴露出自己的丑闻，也即极化指标（从0到∞，从最匮乏者到无可统计和无可对比的无限，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对称性的原始模板、对称性所粉饰的理想化/极端化的参照关系）；另一方面，其可能实现一种优越的治理。这种分裂恰恰制造了可能性，甚至我们大概要将其表述为可行性。
    也许，我们更应该将“政治大于一切，直到一切不再需要政治”理解为我们前面所说的“丑闻”，而同时把作为索引的“政治”看做是某个政治想象模式符号系统的自制性（政治的暴力不是来自于任意，而是无穷多的利益关系所呼吁的命名/拍平），而非一个单纯被抛出去的、与所谓从事具体经济活动的某个市场主体毫不相干的的管家婆。毕竟说到底，计划性是不存在的，而这篇文章所批评的是指数，而不主要是索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当然是对于资本主义/资本的某种防御（这防御体现为对于美国的某种拒斥、对于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的拒斥），但也因此试图尽力去实现对于指数主义的防御。
     
202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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