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1844经济哲学手稿》与异化论
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之后的1843年末所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阐述了金钱是从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时相异化的本质这一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应当要向他顶礼膜拜。这个时期对货币拜物教还并没有进行主要的揭示。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所引用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和逻辑。费尔巴哈认为作为上帝的谓语的性质——全知全能、爱等等——是这种人类作为类的人的本质的规定性，这一种规定性是以谓语的形式被颠倒为归根于上帝。当认为上帝作为主体的本质实际上不过是人，人就是这种上帝的主体的本质。
所以说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们并没有去认识到人作为这种类的本质的异化的状态。因此这种人完全的跪拜在这一种抽象的上帝面前。但是至于现在，人们他们必须要去解开这种上帝的秘密，他们不应该的再去膜拜作为这一种对象性并在存在的上帝。要唤醒自己本质中的这一种神性来保持与这种神性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人应该要从上帝那里取回自己的本质，实现这一种彼岸的抽象人。因此这种上帝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理解为是一种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也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里他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的形象被揭穿的时候，就揭露出来的这一种具有非神圣对象的自我异化。这种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一种历史服务的哲学迫切的任务的一种存在的课题形式。对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逻辑，适用于经济社会的问题则是赫斯在这个地方实际意义上作为马克思的向导。在这里就可以从这一个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逻辑进入到私有财产的问题。通过揭露上帝的本质，马克思揭示出了私有财产是人的作为这种人类的活动的本质的异化存在，并试着将这一种异化自我的回归的运动看作是共产主义。
费尔巴哈并没有明确的把这种异化的历史形成以及自我扬弃掉的这种机制，看作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他并没有将这种概念进行明确化，他在这里抛弃了辩证法的本身。黑格尔辩证法和他一以贯之的唯心论是密不可分的。转变成唯物论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抛弃，但是实际上对这种抛弃是无法掩盖的。马克思就在这里敏锐地察觉到了费尔巴哈的缺陷。马克思通过沿用辩证法的自我设定和自我否定的逻辑，特别是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来进行展开。
和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的自我异化是这种意识的内部的事件的相反，马克思他必须现实的具体的去面对私有财产和货币这样现实的感性的这一种存在和这一种人的自我复归。不过在这一点我们不能够的完全的把黑格尔的逻辑生搬硬套过来。这一点马克思也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说马克思在这里得到了赫斯的启发，赫斯是将费尔巴哈作为自然存在的这种人的主体及实体。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是根据将劳动理解成人的本质的黑格尔重新理解的这种自我活动的主体，紧接着再引出表现为异化的具体的现实和异化的自我，复归的国民经济学和对已有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子确保了具体性和现实性。
1841年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雅典神殿》上发表的《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这一文本，作为其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宣言，同时也开启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话。这一种思想联结在次年共同筹办《莱茵报》的过程中得到具象化，形成了1842至1844年间赫斯作为马克思思想向导的这一种特殊关系状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志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文本被构思时，赫斯不仅参与创作过程，更直接执笔了部分章节——这一种深度介入在思想史研究中往往被低估。早在1837年的《人类的圣史》中，赫斯就已经建构起从原始公有制到现代异化社会，再通过革命扬弃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框架——这一种三段论式历史叙事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构成了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键中介。
这一种过渡的具体机制在于，赫斯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分裂为理论的自我意识与实践的自我行动双重维度。在1842年前后的文本中，赫斯通过对交往、交换、社会关系等概念的强调，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精神与物质双重生活的交换协作——这一种论述已经呈现出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惊人的亲缘性。日本学者广松涉甚至断言，马克思在该提纲中的立场转折本质上是对赫斯逻辑的转进。当1843年马克思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聚焦政治异化时，赫斯早已穿透表象，直指社会罪恶与大资本剥削这一种现实根基——这种思想位差在1843年《行动的哲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文中达到顶峰。
赫斯行动哲学的核心在于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推向社会实践领域，但这一种推进仍带有费希特式本源行动的印记。其所谓"人的本质在于行动而非存在"的命题，实际上是将笛卡尔"我思"主体改造为精神革命主体——这一种主体通过揭穿宗教政治骗局来唤醒斗争意识，却未能触及物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中，赫斯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厘定同样显示出这一种理论特征：他既否定巴贝夫禁欲共产主义与圣西门秩序优先论，又拒斥个人所有制调和论，主张将德国精神自由学说与法国社会平等学说统一为自由平等原理——这一种抽象综合本质上仍是价值悬设。
1844年《货币的本质》的发表构成关键转折点，赫斯从犹太商人家庭经验出发，将货币指认为表征人际关系异化的中介。这一种分析极具穿透力地指出：货币作为量化人类生命活动的交换价值，实质上是以色列妒忌之神在现代社会的复活——它使一切神圣价值降格为商品，将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剥离固有价值。赫斯还区分自由劳动与被迫劳动，试图通过恢复符合人性的劳动形式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种论述表面看来与《1844年手稿》高度相似，但本质差异在于：赫斯的分析始终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历史哲学阐释，未能进入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
这一种理论局限在1845年《最后的哲学家》中暴露得更为彻底。当赫斯将批判矛头转向费尔巴哈时，其主张"未扬弃个体化的人本质仍是抽象存在"看似激进，实则陷入应然与实然的二元分裂——这种分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马克思指认赫斯历史哲学的本质是以自由、平等、道德等哲学概念为骨架，将世界割裂为价值悬设与现实存在的对立面——这一种批判实际上揭示了所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通病：他们谈论实践却从未触及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逻辑，鼓动社会变革却无法指明现实路径。
与赫斯形成对照的是恩格斯的思想轨迹。1843年底至1844年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虽然同样带有赫斯式人道主义烙印，但已显示出向现实历史分析的转向。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指认为商业扩张的产物，揭露其伪善本质在于将私有制作为不可质疑的前提——这一种批判虽然未能突破道德谴责层面，却为马克思提供了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跳板。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亚当·斯密"经济学路德"的定位，以及将交换价值理解为劳动产物的判断，已经触及财富的主体本质问题——这一种洞见在《1844年手稿》中得到延续与发展。
蒲鲁东的介入构成另一重要维度。1840年《什么是所有权》通过法权批判直指经济异化，其"所有权即盗窃"的命题与工资本质的分析，表面看来已触及剩余价值问题。但细究可知，蒲鲁东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概念，更无力解决等价交换与利润来源的理论悖论——这一种缺陷使其批判始终停留在政治法权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与蒲鲁东的激烈论辩中，既吸收其社会关系体系论的历史分析方法，又警惕其美文学表述背后的理论空疏——这一种思想张力最终在《哲学的贫困》中获得系统性清算。
赫斯、恩格斯、蒲鲁东分别从历史哲学、经济学批判、法权分析三个向度为马克思提供思想资源，但都未能突破人道主义叙事的理论阈限。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解剖，将私有财产把握为人类活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又通过改造过的费尔巴哈哲学翻转，将共产主义指认为私有财产自我扬弃的运动过程——这一种双重逻辑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开始超越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地平。
虽然《1844手稿》原本并不是具有一贯的通透性和体系性写下的一个东西，这个手稿它更是一种笔记。但是现存的第一手稿中首先将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这项目平行的国民经济学的本身所描绘的事实，用国民经济学本身的用词来进行继续分析。再通过这一种综合的判断的分析，去揭露出了所谓的四种异化。对于私有财产进行概念的把握，导出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那里，他把这种四种异化的形式变成了一种三种异化的形式。马克思的原本的这种划分则是：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种概念得出的私有财产的概念。广松涉把4种异化归根于3种异化：也就是异化劳动的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的人与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紧接着是异化的生命也就是工人的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然后是异化的人——人的类的本质以及其他的人的这种异化。把这一种第三形式和第四形式的异化进行合并。他认为马克思确立的私有制同资本、劳动、地产三者的分离之内的本质性的课题的解答，就是这一个著名的三种异化论的问题。
马克思必须要以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为主要前提，他需要对这一个东西以这种概念的把握去展开这一种问题的解答。所以马克思要尝试对于这一种概念的把握并不只有私有的财产，并且还需要从这种概念之中去展开在这基础上的货币和其他的国民经济学范畴的讨论。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工人成为劳动的对象，化作为一种外部化的存在。因此，他从这中得出工人在自我的产品中的外化，以及劳动在固定的某个对象中会物化观念。只有在这里引出实际意义的这种概念，才能够让最前面马克思所展开的私有财产的本质的规定，才能够成为衔接的对象。因此，这种人的本质是作为一种私有财产的经济人的本质，在人之外的存在就不依赖于人，也就只能通过外在的方式来保护和维系，对于私有制的这一种否定，作为自我异化回归运动的共产主义的根基，才能够成为这一种可能性。马克思必须要去阐明私有财产和货币的这一对象的现实。所以马克思用概念的形式把握出了人类劳动的自我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必然的结果的私有财产，但是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必须得要搞清楚私有财产，他必须要以劳动的异化作为私有财产的结果的说明，但是紧接着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第一手稿就在这里停止了。至于第二手稿，由于丢失了非常多，并没有那么完善。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从第二手稿开始以后，从剩下的残片能看出，马克思逐步的在将自己的这种逻辑进行深化，但是双重逻辑的结构在这里就开始出现了一部分。
马克思在第三手稿在最初的形式中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私有财产，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样子就说明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就是这种自我异化，自我异化的自我的否定，就是私有财产的自我的否定。
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初的马克思以人道主义观点为起点，通过价值批判来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道之处。然而，随着他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这种人道主义逻辑渐渐偏离：他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诸多不公，但其运作也并非无根无据，而是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和合理性。正如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首先从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出发，分析了它们对人的敌视，却又从这些理论内部的逻辑脉络中，揭示出世界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即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唯一增值劳动的主张，被更普遍的"抽象劳动"概念所取代，从而让所有劳动都成为工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一原则性进步，使得工业资本以最普遍的形式完成了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并以此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由此可见，他已不仅仅满足于批判现状的不合理，而是试图探寻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深层规律，以及抽象劳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双向逻辑"中，马克思迈上了一条少有人走通的道路。
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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